潘光旦文集,从习总湘西调研想到潘光旦

潘光旦原名光亶,光旦是他的笔名,出生江苏宝山,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潘光旦毕业于清华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和陈寅恪、梅贻琦、叶企孙并称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著有《冯小青》《优生概论》《自由之路》等作品。潘光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同样也有着突出贡献,他提出了“位育”之道。1967年,潘光旦逝世,直至1979年他才得以平反。人物生平www.3522.vip.com 1潘光旦 1913年,江苏省政府咨送北京清华学校。 1922年,毕业赴美留学,入达特茅斯学院,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对于谱谍学深感兴趣。 1926年回国后至1952年,先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授。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于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建国后,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政务院文化委员会名词统一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社会系学科被撤销,潘光旦遂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他在土家族民族识别中辛勤而杰出的工作竟然成了右派罪行之一, 潘光旦和费孝通爱散步,傍晚时分,常看见这二个人到校门外散步。那些不知青红皂白的小学生争相围观,呼叫那个大胖子是右派人物,还在后面向他们扔石头。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文革时被抄家、批斗,在医院,潘光旦已经成为危重的病人,却得不到任何治疗,为了尊严,他坚持回到自己的家里。 1966年,潘光旦被辱骂为“流氓教授”。红卫兵命令先生到清华园一角除草。先生以衰老之年,残废之躯,无辜成为暴力的实施对象。独腿的潘先生因不能像正常人蹲着工作,曾恳求携一小凳,以便于坐,竟遭到昔日的学生拒绝。他被迫坐于潮湿的地上,像畜生一样爬行着除草。 1967年5月,先生病重,膀胱及前列腺发炎,小腹肿胀如鼓,便溺不通,不获医治,惨痛哀号数日。 1967年6月10日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况不好,急忙请隔壁的费孝通过来。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片,费孝通没有,他又要安眠药,费孝通也没有。后来,费孝通将潘光旦拥入怀中, 潘光旦遂逐渐停止呼吸。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老师停止呼吸。 1979年,潘光旦右派问题获得平反。 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潘光旦4个女儿www.3522.vip.com 2潘光旦 潘光旦有三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中美两国隔绝多年,父女无法见面。他的一个女婿程贤策,在北京大学工作,遭受三个月的“斗争”后,在1966年9月2日自杀身亡。另一个女儿和丈夫都因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而被长期关押。他们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仅仅是他们夫妇间的谈话。这种谈话在文革中也能变成治罪的“根据”。 潘光旦去世后,他的住房要被收走。他的女儿得到允许去收拾遗物,在启封的房间里,看到了文革前完工的达尔文著作《人类的由来》的翻译稿。稿子已经被水浸,部分纸张破烂。她悄悄带走了这部译稿,保存起来。文革结束后又过了六年,这部译稿印成了书。在中译名著中,论翻译质量,这部书是最好的之一。潘光旦的腿是怎么残的 梅贻宝先生说:“我在1915年入清华,初次看见他,他已经是独腿客了。在前一年他跳高跌倒,伤了腿。医师有欠高明,耽延一阵,竟成不治,只可把伤腿切断。他曾装过假腿,但是麻烦胜过架拐,他索性架拐架了毕生。他虽然独腿,但是一般行动概不后人。周末同学们郊游散步,他从未缺席。他同我对于学生基督教青年会都感热心。有一次在西山卧佛寺开会。会序中有一项排列在寺院后山门举行。老潘亦就架拐登山,若无事然。” 潘光旦的外甥女张雪玲在《司令昂舅潘光旦先生》也谈到了潘光旦的腿:“那一年,潘先生在清华因跳高受伤致残,回到家乡修养。原来订婚的对方得知后便解除了婚约。这时,他的一位表亲赵瑞云女士钦幕他的人品学问,自愿下嫁与他,这便是后来的潘师母。” 潘光旦说到自己的出国有一段有趣的情节:在清华上学时,我曾有一次问严鹤龄,我一个腿能否出洋。严鹤龄说:“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这话真把我气死了。但当时有一个教图画的美国女教员叫Star,出来说:“潘光旦不能出洋,谁还能出洋。”因为我当时总是考第一名。www.3522.vip.com,潘光旦的作品 《冯小青》《中国家庭之问题》《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读书问题》《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近代苏州的人才》《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家谱学》《优生概论》《人文史观》《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优生与挑战》《自由之路》《政学罪言》《优生原理》《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 另有译著《性心理学》等。人物评价www.3522.vip.com 3潘光旦 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社会上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做人的风气。年轻的一代人好像找不到自己,自己不知道应当怎么去做。作为学生,我是跟着他走的。可是,我没有跟到关键上。直到现在,我才更清楚地体会到我和他的差距。 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起自己。他们有名气,是人家给他们的,不是自己争取的。他们写文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己”之所需。

中文名:潘光旦

费孝通:著名人类社会学家,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由他创立。潘光旦先生关门弟子。

潘光旦于1922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曾担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教务长。他的学生,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评价道:“先生学识的广博、理解的精辟、文思的流畅、词汇的丰富,我实在没有见过有人与他匹敌之人。”

别 名:光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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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习近平总书记近日赴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调研扶贫攻坚。提起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我们不能忘了一位居功至伟的人物,他就是我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潘光旦。

国 籍:中国

潘光旦: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清华毕业后留美,归国后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广博之士,对教育学、优生学、性学、谱牒学皆有造诣。

潘光旦于1922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曾担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教务长。他的学生,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评价道:先生学识的广博、理解的精辟、文思的流畅、词汇的丰富,我实在没有见过有人与他匹敌之人。

民 族:汉族

文革时期,被迫害很惨——1966年,潘光旦被辱骂为“流氓教授”,红卫兵命令先生到清华园一角除草。先生以衰老之年,残废之躯,无辜成为暴力的实施对象。独腿的潘先生因不能像正常人蹲着工作,曾恳求携一小凳,以便于坐,竟遭到昔日的学生拒绝。他被迫坐于潮湿的地上,像畜生一样爬行着除草。

1949年10月1日,潘光旦拄着双拐(他早年在清华学校时运动受伤后截肢)到天安门游行,欢呼新中国的诞生。解放后不久,作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的他,就倡议并鼓励大学师生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他本人也和清华大学教员全慰天到苏南农村搞社会调查。他很快就与全慰天合作写出了《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并于1952年8月出版。1954年他担任了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此后又连任。

出生地: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

听闻费孝通的人多,但少有人对他的老师潘光旦有了解。今读到费先生写的谈潘光旦先生的文章,不长,却写得极好,一代大家去写他的师长——另一位大家,读来感人。

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潘光旦和一批清华、燕京社会学系的教师一起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他的学生费孝通此时是该学院的副院长。潘在民院担任教授和研究部第三室也就是中南室的主任。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国家的需要总是放在第一位,始终坚持以学问报国。这也是为什么潘光旦在后来被错划为右派、经历了文革的冲击,还能取得了不俗的学术成果的一个主要原因。到民族学院后,虽然专业研究方向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凭着他深厚的的学术根底,1953年上半年就完成了一篇学术论文《开封的中国犹太人》。

主要成就:研究中国现代教育

《费孝通谈潘光旦先生的人格和境界》

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潘先生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己,推己及人的己,懂得什么叫做己。己这个字,要讲清楚很难,但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情的基础。

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社会上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做人的风气。年轻的一代人好像找不到自己,自己不知道应当怎么去做。作为学生,我是跟着他走的。可是,我没有跟到关键上。直到现在,我才更清楚地体会到我和他的差距。

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起自己。他们有名气,是人家给他们的,不是自己争取的。他们写文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己”之所需。

有些文章说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觉得冤。这一点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他没有怪毛泽东。他觉得“文化大革命”搞到那个地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为什么呢?他推己及人,想想假定自己做毛泽东会是什么样的做法,那根本不会是这个做法。因此不应该怪他。这就是从“己”字上出来的超越一己荣辱的境界。潘先生经历了灾难,可是他不认为应该埋怨哪一个人。这是一段历史的过程。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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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家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No. 83

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废除了旧中国的民族压迫制度,不少群众恢复了少数民族身份。但随之而来问题的是各种各样的民族称谓的认定。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各地统计出来的少数民族多达400个。这对当时的新中国来说,民族识别已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落实民族平等政策的首要问题。

代表作品:《冯小青》《优生概论》《自由之路》《家谱学》

1950年,湖南湘西的女教师田心桃以苗族身份参加了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她向中央领导人反映,自己可能不是苗族,而是另一个有着不同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少数民族。她的反映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当即就责成有关部门组织调查研究。是否存在一个土家族的疑问逐渐浮出了水面。1953年,潘光旦接受了这一研究任务。

潘光旦–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男,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字仲昂,原名光亶(后以亶字笔画多,取其下半改为光旦),又名保同,笔名光旦(见1929《新月》),西名Quentin pan。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

1927年参与筹设新月书店。著作除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外,另有译著《性心理学》等。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

为了追寻土家先民的来龙去脉,潘光旦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探寻,广泛阅读了先秦史籍、《二十四史》、各代记载南方民族的史籍、地志、野史笔记以及其他文献。摘抄了有关土家的资料卡片3万余张。他运用史料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等多学科结合,终于在1955年11月完成了近14万字的长篇论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发表在当月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上,严密论证了土家族是单一的少数民族。此结论得到学术界的接受和肯定。第二年,潘光旦认为治学不能只相信文献,实地考察也必不可少。于是,他以全国政协民族组组长视察工作的名义,亲自去交通极不发达的湘川鄂土家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中央统战部考虑到他身有残疾,柱着拐杖出行山区确实不便,开始没有同意潘的请求。但经不住潘的再三要求,最后还是放行了。

1956年5月20至6月30日,潘光旦和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先生一起,深入到湘西7个县的山寨进行考察,采用听取汇报、小型座谈、个别叙谈、逢人便谈等方式,详细地了解了土家的自称,人口及聚居情况、语言及使用情况,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土家人的民族意识和要求等。在26个调查工作日中就访谈了70多人,有干部、教师,也有农民、轿工和过往行人。调查了解所得不仅论证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观点的正确性,更为及时确认土家为单一民族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湘西之行确实是历经艰辛。有时竟冒着生命危险,让人用滑竿抬着上地势最为险恶的山寨。特别是有些地方下山的羊肠小道雨后湿滑,谁见着都有几分胆战心惊。年轻力壮的都是斜着身子半滑行还要麻着胆子才能走。虽然一路艰难险阻,但潘光旦每到一地所看到的情形却又使他感到确实不虚此行。土家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都怀着崇敬感激的心情,载歌载舞热烈欢迎,积极配合。他还收到了当地群众18封请他这位首都来的大学问家转交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感谢信件。四十多年后,北京有人到湘西对土家族进行新的调查时,还听到有些老人家在谈潘光旦,说他们后来再也没见过这样好的大学问家,土家族的百姓都很感激他。当年的土家族代表田心桃后来撰文回忆,当她知道潘光旦教授要来湘西时我闻后很感动,因为潘教授行动不便,我们家乡全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大山区专家教 授作民族工作是很辛苦的。 从湘西回来后不到半年,潘光旦以政协委员视察的名义开始了第二次实地考察。这次从1956年11月25日到1957年1月28日,耗时65天,行程14000里,足迹遍及了湖北、四川的18个县、市。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应该感佩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不畏艰难、联系群众、学以致用、学问报国的精神。而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热衷于在网上的痛心疾首地呐喊改革的太多,脚踏实地地做工作的太少。从习总湘西调研的情况看,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农民兄弟姐妹,虽然距离潘光旦考察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仍然面临着不少的困难。我们的党和政府固然应该引以自责,但作为国家存续主要力量的知识分子,是不是也要有所反省呢?

费孝通与潘光旦两家1946年在清华时就住得很近。到民院后比邻而居,朝夕相见。费孝通视潘光旦为活字典,凡是不知道的事情,不查字典,跑到隔壁去问潘光旦,一问就知道了。这样竟然养成了费孝通的依赖性。在潘光旦去世后,费孝通说,我竟时时感到丢了拐杖似地寸步难行。费孝通后来在评价潘光旦时说道: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起自己。他们有名气,是人家给他们的,不是自己争取的。他们写文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己’之所需。

有些文章说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觉得冤。这一点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他没有怪毛泽东。他觉得‘文化大革命’搞到那个地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为什么呢?他推己及人,想想假定自己做毛泽东会是什么样的做法,那根本不会是这个做法。因此不应该怪他。这就是从‘己’字上出来的超越一己荣辱的境界。潘先生经历了灾难,可是他不认为应该埋怨哪一个人。这是一段历史的过程。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费孝通的这段评论应该值得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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