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当代中国,陈云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陈云

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进入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为其重要成员。陈云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特别是他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所建立的功勋尤为卓著。他在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为毛泽东所赞扬,为全党所敬佩。

第三届“陈云与当代中国”研讨会,经过6月13日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纪念陈云诞辰104周年座谈会和今天的大会,就要顺利结束了。受大会组委会和“陈云与当代中国”课题组委托,由我对本届研讨会作学术总结。

今年6月13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陈云诞辰100周年纪念日。陈云出生于上海青浦练塘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时,父亲病故,四岁时,母亲因劳成疾也离开了人世。六岁时,舅舅遂认陈云为养子,改姓廖,名陈云。陈云从小立志寻求民族解放、国家兴盛的出路,并为之奋斗终生。他早年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参与并领导了大罢工运动,并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了青浦地区的农民暴动,在上海为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与敌人进行了特殊而复杂的斗争。他从上世纪30年代入主中央领导机构,担任中央委员长达半个多世纪。长征中,他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渡江(金沙江)司令部政委等职,在遵义会议上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在会后撰写了《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向红军部队传达。陈云与刘伯承率领部队巧渡金沙江后,于1935年6月上旬由四川天全县灵关殿离开长征队伍,经上海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情况,并于1936年春在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署名廉臣)。1937年回国后,他奉命援接陷入困境的西路军余部入新疆,并在此创建了党领导的第一支红色航空队。抗战期间,陈云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近七年,为党的建设呕心沥血,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重大建树。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他改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贺龙兼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为克服由于敌人的封锁而造成的财政经济困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共七大上,陈云继续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后补书记。抗战胜利后,他赴东北,进行土地改革、剿匪斗争,与肖劲光领导了“四保临江”战役,为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东北全境的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建国前后,他临危受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为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迅速稳定物价、制止恶性通货膨胀,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其意义被誉为“不下于淮海战役”。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领导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组织和实施,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在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重大决策中,在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克服困难的正确政策和果断措施,为国民经济摆脱困境、重新走向繁荣发挥了关键作用。十年浩劫中,他坚持阅读马列著作,研究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思想和独到的见解,即使在后来改革开放时期也起着指导作用。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十三大前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近九年。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如他提出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观点在今天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新形势下仍有其现实意义。陈云善于从哲学上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他的著作和实践中,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陈云哲学思想的丰富内容,不仅表现在他创造性地提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十五字原则”,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经济思想体系以及政治、党建、军事、文化思想中,都内在地渗透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陈云作为新中国财经工作的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辩证的工作方法,注重调查研究;他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利用矛盾同一性首倡“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模式;他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党的经济工作的经验,科学地阐述了经济建设中一系列辩证关系,如:政治与经济、计划和市场、速度与效益、全局与局部、集权与分权,等等。这些关系,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矛盾。陈云哲学思想的最大特色,在于他把哲学的理论思维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完美地结合起来,体现了学与用、知与行、坚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在陈云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学习陈云的业绩和思想,对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人民日报》2010年11月1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晋研究员《读〈毛泽东传〉,读什么?》的文章,指出《毛泽东传》可有三读:第一读党史;第二读经验;第三读个性,并说《毛泽东传》有此三读即可。笔者读后很受启发,并由此联想到《陈云传》应该读什么的问题。经过思考,我认为《陈云传》可有以下五读:

一、陈云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围绕庆祝伟大祖国60周年华诞,深入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是今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陈云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新中国的建立,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我们把第三届“陈云与当代中国”研讨会的主题定为“陈云与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目的是通过深入研究陈云对新中国建立和建设作出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深切缅怀陈云为新中国建立和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深入总结新中国60年的奋斗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奋力开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确定这样的会议主题,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读党史。这一点与《毛泽东传》相同;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只领导了党的革命和建设时期,而陈云却经历了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因此,《陈云传》比《毛泽东传》涵盖的党史时段更长、更完整,贯通了党74年的历程。这一特点和优势,在已出版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传记中是唯一的,因而显得尤为特殊和重要。陈云从1930年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起,就开始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34年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45年在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62年后因坚持原则及受“文革”冲击离开中央最高决策层,但一直保留中央委员名义。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直到1987年十三大后因身体年龄原因退出中央委员会。这样的资历和经历在中央领导人中是少见的。正因如此,陈云的革命生涯波澜壮阔,《陈云传》内容也非常丰富,既有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时期重大事件的决策及实施过程,也记述了陈云领导工农运动、隐蔽战线的工作、军队后勤和政治工作、地方党的工作、中央的组织和干部工作、根据地和全国财经工作、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工作等具体内容。把这些内容串在一起,就是一部生动完整的中共党史,读《陈云传》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读党史教科书。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在党的中央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及以后形成的。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中,陈云发挥了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

本届研讨会得到了全国各地、各界学者的大力支持,共收到应征论文110篇,经评审入选论文63篇。在6月13日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4周年座谈会和今天的研讨会上,有20位入选论文作者作了大会发言;入选论文由主办单位印成论文集,进行了书面交流。与会代表还通过各种形式,对“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

二是读中央领导集体发展史。这本应是党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陈云的特殊经历和独特作用,以及该问题的重要性,本文故将其单列出来。我们党从遵义会议起先后形成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十六大以来的中央领导集体。陈云曾长期是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并为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发展,尤其在其中的历史关节点上作出过重要贡献。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陈云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又向共产国际报告会议情况,对共产国际了解毛泽东起了关键作用。所有这些,都为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77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郑重提出和坚决支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为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准备了组织条件。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冲破原定议题,扭转会议方向,使中央人事调整成为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他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创造了契机,开辟了道路。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陈云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制止动乱、稳定局势作出的正确决策和采取的果断措施,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顺利接班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在此后对这一新的领导集体给予了真诚、坚定的支持。陈云在1978年重返中央领导岗位后,积极推动干部年轻化,为胡锦涛在39岁即当选为十二届中央委员提供了机遇,为后来形成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十六大以来的中央领导集体创造了条件。以上内容在《陈云传》中都有详细的记载,读《陈云传》即可完整地了解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史。

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会上,陈云作为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六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与其他支持毛泽东的同志一起,反对当时在党内居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在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从而也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常委。从此,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由此,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因此,可以说,遵义会议奠定了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重要组织基础。在此过程中,陈云的贡献功不可没。

下面我主要围绕会议入选论文,分五个问题对本届研讨会作一简要总结。

三是读经济史。陈云在建国后长期主持中央财经工作,因此新中国经济史的内容在《陈云传》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建国初期,陈云在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恢复国民经济、安定人民生活,实行粮油棉统购统销,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奠定我国工业化基础等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并为有效地克服当时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困难做出过突出贡献。“文化大革命”后期,陈云协助周恩来抓外贸。他根据历史发展的新情况,主张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利用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使我国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应占的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重新主持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倡导和支持经济体制改革,使“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困难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创造了必要条件。上述内容《陈云传》都有专门叙述。《陈云传》还分析了他在长期领导经济工作中提出的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想,如他一贯主张的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经济建设必须做到综合平衡,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等。可见,一部《陈云传》就是一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史,要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史,读《陈云传》是一条很好的捷径。

积极宣传遵义会议的决议,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舆论基础。遵义会议结束后,陈云撰写了《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并到各军团干部中传达。他对遵义会议精神和成果的传达,对于全军了解此次会议的精神、统一全党的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遵义会议后在长征途中,陈云奉命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介绍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1935年10月15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上作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明确指出:“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在此前后,他还化名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在国际国内宣传红军长征的壮举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的领导作用。这对于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及其领袖毛泽东起了重要的、关键的作用。

一、关于陈云与新中国的建立

四是读方法。陈云在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把方法搞对头,通读《陈云传》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那独特而又一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此,《陈云传》结合他的具体实践活动进行了点睛式的叙述和分析。比如坚持实事求是、重视学好哲学,以及“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坚持发扬民主,注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准备几个方案,反复权衡利弊,算大账高瞻远瞩,算小账明察秋毫,“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的决策方法;从我国国情出发,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清醒地科学地分析和判断情况,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开展工作的思路和解决问题办法的领导方法;把派人下去搞调查、寻找敢讲真话的可靠的朋友上来面谈,以及自己下去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相结合的调研方法;勤于思考,不墨守成规,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从一点一滴做起,踏实细致,不存侥幸心理,不希望一蹴而就,工作一件一件来,每件工作都做到底的工作方法,等等。这些方法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读《陈云传》,应仔细体味这些富于智慧而又行之有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并结合实际运用到工作中去。这对于做好自身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曲折和失误,都是很有裨益的。

延安时期,积极贯彻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陈云积极参与清算党内错误路线的影响,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带头学习和阐发毛泽东思想。在陈云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共同推动下,我们党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13人为政治局委员。由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陈云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遵义会议后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的秘密工作和财政经济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参加领导东北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思想、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提出了许多事关战略全局的正确意见,为开辟北满根据地、坚持南满斗争,为根本扭转东北战局和东北全境的解放,为东北经济的复苏和东北野战军顺利进关作战,作出了突出贡献。1949年5月,陈云奉命从东北来到北平,直接参加了新中国特别是新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建立。

五是读人格。陈云之所以在党内外和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且其精神风范虽经岁月却历久弥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操守具有永恒的人格魅力。读《陈云传》可以强烈地感到他的人格力量,受到他的品格浸染,并留下长久的思考和终身的教益。传记中记录了很多体现陈云人格魅力的具体事例。比如,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陈云因对形势已渡过最困难的时期的估计持有疑义,在毛泽东指名要他作大会发言时,他以没有调查清楚为由婉言谢绝。在1977年3月和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两次触及敏感问题,率先讲出别人想讲而不敢讲的话,表现了他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非凡胆识和坚定立场,展示了他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无私无畏精神。又比如,陈云受“文革”冲击,在江西蹲点期间,收到向他调查袁血卒等一些领导干部历史情况的信件时,他尽管身处逆境,但仍认真对待,实事求是地作出答复,尽力保护他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全面展开的日子里,陈云对曾志等通过他申诉的材料都及时批转,并督促对他们平反昭雪。经陈云直接提议,为瞿秋白、张闻天、萧劲光、马寅初、潘汉年、徐懋庸等党的重要领导人和文化界著名人士进行了复查和平反。在此过程中,陈云仗义执言,主持公道,尽己一切所能,护卫他人的政治生命,体现了他的宽广胸襟和无私品格。类似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品格像一条红线贯穿《陈云传》通篇的始终,成为全书活的灵魂。

总之,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几个关键环节上,陈云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在1945年8月2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和彭真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成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候补成员。

本届研讨会有6篇论文集中研究了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过程中的思想与实践及其历史贡献。总参政治部编研室赵建立、李艳梅撰写的《一位政治家的军事韬略——简析陈云军事辩证法思想》,从陈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军事领域出色运用的新视角,系统研究了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独到的战争见解、战略眼光和军事韬略,深刻分析了陈云对东北解放战争和军事辩证法艺术的杰出贡献。当代中国所王瑞芳的《陈云与辽东土地改革》一文,深入研究了陈云在四保临江战役和夏季攻势之后,及时领导和开展辽东新收复地区的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动员广大翻身农民参军参战,为东北解放战争的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以及在检查和纠正辽东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差中表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高风亮节。姬文波的《陈云在“经营东北”时期的经济策略及其效果》一文,从六个方面梳理和研究了陈云在“经营东北”时期的主要经济策略,从与“西北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陈云经济思想与实践的比较中分析了这一时期陈云经济策略的主要特征,深入研究了陈云“经营东北”时期的经济策略对东北根据地经济发展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国防大学董志铭和总参某部常琦的《陈云城市管理思想探析》和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宋晓东、徐国梁的《“沈阳经验”对接管上海的启示》,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陈云担任沈阳特别市军管会主任、主持接管沈阳工作创造的宝贵经验。董志铭等的文章从城市管理学的视角深入研究了陈云关于城市发展战略、城市规划管理以及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的真知灼见,以及对今天城市发展和城市管理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宋晓东等的文章则从接管沈阳和其后接管上海的历史比较中,深刻论述了陈云领导接管沈阳的宝贵经验及其对全国接管城市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陈云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的卓越贡献是多方面的,还需要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作出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二、加固“防护林”,陈云成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二、关于陈云与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

中共七大确立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格局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其领导集体的成员也基本保持稳定。后由于任弼时长期因病休养,党中央开始物色新的人选。1950年6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陈云在任弼时因病休养期间,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并由毛、刘、朱、周、陈组成七届三中全会主席团。同年10月任弼时逝世后,陈云正式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至此,陈云开始进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陈云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是我们党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他主持建立了新中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政策,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安定人民生活,为实行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为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作出了永垂史册的杰出贡献。胡锦涛在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时指出:陈云在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为毛泽东所赞扬,为全党所钦佩。

1956年8月22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邓小平就中共八大的六个文件作了说明后,毛泽东就关于中央的组成又作了说明。他说:“主要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的有利,准备设几层屏障,有总书记。想组织一个书记处,这个书记处是一个机关,管日常工作。政治局还设一个常委,常委相当于过去的书记处。还有主席、副主席。”接着,他进一步解释作如此调整的原因。他说:“我们这么一个大国,6亿人口,1100万党员,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总觉得孤单。‘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或者是从飞机上掉下来,或者是一个炸弹下来,把主席打死了,还有副主席,把一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三个副主席……统统打死了,还有个总书记,总而言之是有备无患。”(石仲泉、沈正乐等:《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透过他的讲话可以看出,中央领导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集体领导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防患于未然。

本届研讨会有10篇论文集中研究了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中央文献研究室韩洪洪的《浅析陈云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的贡献》,从若干重大经济理论的形成、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工作重大实践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陈云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工作的重大贡献。当代中国所夏杏珍的《一份出色的答卷——陈云与1950年的经济工作》,以新中国诞生后第一年的经济工作为个案,主要围绕稳定金融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合理调整工商业和保障抗美援朝战争四件大事,阐述并分析了陈云卓越的经济工作领导艺术及其对恢复国民经济和新中国经济工作奠基的重要历史作用。上海青浦区委党校陈建锋的《从“利用控制”到“顺势改造”——新中国成立前后陈云对私营工商业态度和策略的演变》和《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叶张瑜的《略论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的统战思想》,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陈云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工作中的思想和策略演变,特别是分析了陈云对私营工商业者认识和策略变化的经济原因与实事求是态度。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肜新春的《陈云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交通运输业》、当代中国所叶明勇的《陈云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化肥工业的发展》、宋月红的《陈云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工作》等文章,从不同行业或不同领域,深刻阐述了陈云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创和奠基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陈云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与实施、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和关于综合平衡思想的形成,虽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9月13日,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讨论选举问题时,毛泽东着重就设几个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讲了话。他说:“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对此,他再次解释说:“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他请与会者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还请与会者向八大代表们征求征求意见。

三、关于陈云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会上,当陈云对自己被提名为副主席深感不安并说“我觉得我这个料子不适当,可以不必加我”时,毛泽东对陈云作出了中肯的评价:“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陈云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担任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后以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商业部部长、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1958年6月改设财经小组)组长等职,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卓识的思想观点。1962年4月,陈云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在毛泽东支持下,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道,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使国民经济得到有效的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陈云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突出贡献,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

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机构改革的设想得到了八大代表的一致赞成和全党的拥护,写入了八大通过的新党章。经过毛泽东的“宣传”,更主要的是由于陈云的卓越功绩、杰出的才能和崇高的品德,深得全党信赖和认可,因此,他在中共八大上顺利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由此,他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正是由于八大的铺垫和安排,陈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同邓小平一道担当起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本届研讨会有8篇论文集中研究了陈云在1956—1976年间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贡献。上海复旦大学金邦秋撰写的《陈云经济哲学的理论支点:国情论、国力论、综合平衡论》,主要结合陈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从经济哲学的高度深刻分析了陈云经济思想中的三大哲学理论支点,认为陈云的国情论、国力论、综合平衡论对于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促进社会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上海青浦区委党校莘小龙的《陈云按比例发展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林刚的《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习陈云关于正确处理工业农业关系的思想》,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陈云的经济思想中重要观点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中央文献研究室李红喜的《殚精竭虑,共赈粮荒——陈云和李先念应对20世纪60年代初期严重粮食危机》、当代中国所张金才的《陈云与西楼会议》,较好地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从一个具体事件的分析入手,阐述了陈云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的重要历史贡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曲韵的《陈云与新中国大规模经济技术引进》,主要围绕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五计划时期的156项工程、70年代初期由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和1978年引进22项重点工程的“78亿计划”三次较大规模经济技术引进高潮,阐述了陈云对经济技术引进的重要贡献。姜长青的《“文革”后期陈云对中国金融的三个重要决策》,集中围绕陈云关于恢复金融研究所、加强对资本主义经济研究、增加黄金储备以应对美元危机和利用资本主义期货商品交易市场规避价格风险的重要决策,高度评价了这些重要决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三、陈云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地位与历史贡献

四、关于陈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

自陈云进入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后,根据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分工,他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处在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岗位上,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之一,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因此,他在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地位和作用集中体现在新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历史新时期,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他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为带领全党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正确解决建国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直接指挥者

本届研讨会有13篇论文集中研究了陈云在新时期以来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贡献。武汉理工大学文道贵等撰写的《陈云、李先念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的拨乱反正工作》、邯郸学院鲁书月的《陈云在我党指导思想拨乱反正中的历史作用》等文章,着重说明了陈云在冲破“两个凡是”束缚、平反冤假错案、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功过等问题上作出的重要贡献。关于陈云对改革开放的探索是本次会议选题较多的一个问题,如淮阴师范学院王家云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从陈云的改革开放观谈起》、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董志凯的《“摸着石头过河”——陈云对宏观经济管理的探索与实践》、石建国的《陈云与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探索》、当代中国所武力的《陈云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贡献》、陈东林的《相辅相成,各有千秋——陈云与邓小平经济思想比较》、王丹莉的《两次过渡中的计划与市场——陈云经济思想研究》、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王杰的《陈云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和创造》,从不同的侧面集中研究了陈云对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的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开始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他首先组织领导了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迅速根除了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脱缰野马般的通货膨胀,恢复发展了经济,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并具体组织领导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一五”计划的制定和经济建设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本届研讨会入选论文的又一主要特色,是对陈云的部门经济或行业经济思想和实践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如当代中国所李正华的《陈云的“三农”情结》,深入研究了陈云关于“三农”问题的重要见解,冷兆松的《陈云关于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思想》、段娟的《陈云与新中国的钢铁工业》、吴超的《陈云与新中国林业建设》、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赵学军的《略论陈云货币管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廊坊师范学院荣宁的《陈云与新中国的交通运输业》等等,较为系统地研究了陈云作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作出的历史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从旧中国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外有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战争威胁,内有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情况错综复杂。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国内外不少人存在着怀疑。有人甚至断言,共产党是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0分。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严峻考验。在党中央领导下,陈云采取一系列灵活果断措施,迅速稳定金融和物价,遏止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现的长达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实现全国财经的统一,安定了人民生活。随即又通过采取加工订货、促进城乡交流等措施,对停滞的工商业进行了有效调整,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主导下协调发展,促进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此后,在保证抗美援朝战争需要的同时,用不到3年时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好了准备。毛泽东对陈云在这一时期表现的经济工作领导才能非常赞赏,称之为“能”。(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五、关于陈云的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陈云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要措施。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1953年我国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供求日趋紧张,陈云及时果断地向党中央提出了统购统销的建议。统购统销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水平低、基本商品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以及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有效地保证了城乡社会主义建设的最迫切需要,保证了广大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

陈云对新中国建立和建设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陈云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丰富经验和崇高品德,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曾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陈云的许多重要思想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在新世纪新阶段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探索的先驱

在本届研讨会的入选论文中,有不少文章围绕陈云关于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宣传思想工作、文化建设等思想,紧密联系新形势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情况新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如中国社科院办公厅姜辉撰写的《陈云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思考》,对陈云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思想作了比较深入地挖掘。阜阳师范学院房正宏的《论陈云的党内民主建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当代中国所刘仓的《陈云与20世纪80年代的整党》、王巧荣的《试论陈云的党性教育思想》,从不同侧面阐述了陈云的党建思想对当前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这种经济体制,实质上就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它基本上适应建国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的需要。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这种体制也逐渐暴露出很大的弊端。主要是管得过多、过死,地方和企业缺乏自主性,导致不少商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经营不灵活。鉴于此,党的八大前后,陈云针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暴露出的弊端,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陈云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在本届研讨会中引起大家的重视。如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田改伟的《试论陈云的干部工作思想》、当代中国所刘维芳的《陈云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孙丹的《陈云对党的干部队伍知识分子化的贡献》和江西省委党校江泰然的《试论陈云的干部教育和学校教育思想》等等,从多方面研究了陈云关于干部工作的思想和实践,对当前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956年9月20日,陈云在中共八大上发言,根据自己一段时间来对经济体制的思考,结合当时中央其他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在这方面的探索,向大会提出了比较完整、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总体构想,这就是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这是结合我国实际、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一种新构想,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胡锦涛:《在陈云诞辰百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6月13日)

陈云一贯关心群众生活,把群众利益和愿望作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出发点,对我们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本次会议论文中,当代中国所钟瑛的《陈云关于民生为本的思想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宋学勤的《陈云对新中国初期民生问题的关注与实践成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谢冠富的《陈云关于民生与政治的思想》、南京理工大学张凤翱的《简析陈云的和谐思想》、吉林大学郭永虎的《陈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思想》、当代中国所姚力的《陈云在我国计划生育史上的贡献》等,对陈云关于民生和社会建设的思想作了富有新意的探索。

但是,由于当时经济工作中首要的任务是实现工业化。在生产力水平低、底子薄的情况下必须集中财力物力,这种情况使市场作用扩大受到很大限制。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党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陈云这些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不相符的设想实际上已不可能付诸实施。

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设问题在以往的陈云研究当中,曾经是比较薄弱的,本次会议有9篇文章研究了陈云的宣传思想工作和文化工作思想,如苏州职业大学陈建伟和苏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张秀芹的《陈云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广东科技职业学院饶品良的《陈云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及其启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詹珩的《陈云与新闻宣传工作》、南开大学徐行的《论陈云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当代中国所李成武的《陈云与传统文化——兼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杨文利的《陈云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张蒙的《“走正路”与文化建设的辩证关系》、郑珺的《陈云与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等。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坚定执行者

本届研讨会较好地达到了预期目的,在许多方面进一步推进了“陈云与当代中国”的研究。陈云关于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重要思想与实践是一个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宝库,仍然需要我们做更加深入和持久的研究。我们要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研究和挖掘陈云的宝贵精神财富,进一步加强对陈云的光辉业绩、深邃思想和崇高风范的研究,为坚持以人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作出更多和更为积极的贡献。

争取尽可能快地发展国民经济,改变我国长期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随着“一五”计划的大规模开展,如何处理好快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愿望与新中国自身资金、技术、物质基础等资源局限不足的矛盾,制定合适的发展速度,是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对此,陈云依据我国的国情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方针。

1954年6月30日,陈云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中说:“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242页)在陈云看来,这种平衡不是消极的平衡,而是积极的平衡,是紧平衡。因而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是紧平衡下的最大可能的规模和最快发展速度。

但对这样一种确定发展速度的方法,党内在探索中认识上并不一致。1955年7月,毛泽东感到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太慢,因此,指责某些干部像“小脚女人”。随即他把对农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扩大到了经济建设领域。他主张不要按常规走路,“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0页)当前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

由于从指导思想上抛弃平衡观点,就使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思想在党内迅速膨胀起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各生产部门纷纷开始修改自己原定的生产计划。1956年初,各部专业会议,大都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十七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当时的形势正如周恩来所说:“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面对这股建设高潮,周恩来以及主管经济工作的几位副总理,虽然也为这种积极性所鼓舞,但由于他们职责所在,经过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分析后,头脑最先冷静下来,不约而同地提出要防止和反对盲目冒进的问题。他们在组织1956年的生产建设和编制1957年的计划与“二五”计划草案中,进行了反冒进的努力。后来,陈云总结这一时期的教训时说:我当时的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

在具体工作中削减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压缩过大的基本建设规模后,陈云并没有就此满足。他通过总结“一五”期间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这一阶段反冒进的思考,系统地提出了以“国力论”防止冒进的理论。1957年1月,他在《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中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据此,他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著名思想,并且说明应当“以三大平衡这样的制约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超过国力的危险”。

由于反了冒进,1957年的综合平衡工作做得比较好,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二五”计划也制定得比较合乎实际。如果照这样的势头继续前进,中国的经济建设极有可能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质量、高速度的发展时期。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指导者

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经济受到重大损失。从1960年起,工农业生产连续大幅下降,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财政经济极度困难。特别是农村,在高指标、共产风影响下,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加上自然灾害,饥荒已在全国蔓延。1961年初,全国被迫进行调整,但由于始终对困难估计不足,没有下决心把过高的工业生产建设指标降下来,经济下滑仍难制止。面对这种局面,人们期待着熟悉经济工作的陈云能够拿出摆脱困难的意见。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支持下,1962年春陈云重新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在这次国民经济调整中,为挽救危局,陈云以他一贯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充分估计国民经济中的困难,按照站稳脚跟、稳扎稳打的原则,提出了一整套明确具体的调整方针和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网开一面安排市场,出售不按人口定量的高价食品,回笼货币;进口粮食,加强农业生产等。广大干部由于吸取了三年困难时期的教训,上上下下对调整措施的认识比较一致,执行起来卓有成效,因而使国民经济逐步止跌回升,于1965年转入正常发展。

但这次为纠正“大跃进”错误而进行的经济调整,只当作非常时期的措施,对“大跃进”本身指导思想的错误没有触动,因而当经济状况开始好转时,急于求成的经济建设思想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刚刚呈现协调发展好势头的国民经济,又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所打断。在调整中建立了卓著功勋的陈云,再次被迫检讨,并离开了经济领导工作岗位。

综上所述,从建国初期稳定和恢复国民经济的斗争,到参与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组织开展全面的经济建设,到倡导和实施国民经济的几次大调整,到提出重视市场作用的主张等等,前后数十年,一次次经济决策的出台,一场场经济战役的胜利,一道道经济难关的渡过,一项项经济建设的成就,都经过陈云的深思熟虑和果断决策,都凝聚着他的心血、经验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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